全球化，两难选择

　●所谓“全球化”在本质上就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也是一种“西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西方世界那种“传统的民族主 义概念已经过时”、“民族国家主权有限”的观点带有很大的 欺骗性和误导性
　　●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一方面，我们需要改革，需要进入世界经济体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受制于现行的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口号风靡世界，成为一种超然意识形态。形形色色的政治家们，尽管背景不同，却骤然间有了共同语言。许多人都在相信“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从表面上，世界好像的确在追求一种更为一致的目标：政治上，“民主”、“自由”和“改革”等被奉为当代最响亮、 最正确的政治口号，“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 经济上，市场经济成为全世界通用的经济模式，市场、资本、 技术甚至消费行为的一体化已经和正在出现；与此同时，以互 联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冲破传统的国界障碍，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和频率不受任何限制地向全世界提供“数字化”信息，不仅 创造出一种通用的“全球化”语言，而且也创造了一种受这种语言支配的“全球化”思维方式。
　　然而，这些令人目眩和兴奋不已的“全球化”景象却掩盖不住另外一些令人困惑的事实。在国际政治方面，新的“民主 ”、“正义”的国际秩序并未出现，国际政治的主旋律仍然是大国、富国霸权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标准都是以西方的意志为转移的，惟有西方认可的“民主”和“自 由”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惟有西方认可的“人权 ”才是“人权”。美国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可以 任意对其他主权国家进行军事攻击。为了防止“人道灾难”， 美国和北约可以集结19个富国的军事力量对南联盟进行78天的 狂轰滥炸，而对于非洲大陆存在的真正的“人道灾难”，美国、 西方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经济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距离日益加大， 富国更富，穷国更穷。10年前，东欧和前苏联各国以急风暴雨 式的方式完成了体制的转换，满怀希望地期待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为它们带来奇迹。10年过去了，奇迹没有出现，东欧诸国 和俄罗斯不但没有成为西方“富国俱乐部”的座上宾，甚至连 从前的底子也在这场“全球化”的赌博中输掉了。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斯蒂格利茨的研究，过去10年内，俄罗斯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近一半（10年前，俄罗斯的GDP是中国的两倍还强）。东南亚国家较早地进入了“全球化”，可是一旦面临金融危机，除了进一步开放市场，以换取西方的“ 拯救”之外，没有别的出路。
　　对于中国人来说，“全球化”更是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困惑。 一方面，中国从上到下都锐意改革，热诚地期盼与国际社会接 轨，进入世界主流经济体制，并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但另一方面，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此似乎并不理解，反而设置种种障碍，中国为进入世贸组织与西方进行的艰苦谈判充分 说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全球化”并未产生预期的结果，反而更加深刻地 分裂了世界？为什么在“全球化”美丽的辞藻后面，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日益加 深的贫困？为什么和平的希望并没有增加反而变得更加渺茫？ “全球化”的意义与本质何在？
　　坦率讲，所谓“全球化”在本质上就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应该说明，我在此使用“西方文明”一词，并不包含贬义，也 不包含任何简单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即不议论其是好或是坏、是进步的或是落后的）。同时要说明的是，西方世界内部对于 西方文明的定义仍然存有极大的争议。我在此使用“西方文明 ”是为了讨论上的方便，概指那些在西方世界（美国和西欧诸 国）常用的、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价值观念，包括对“人”和“ 人性”的重视，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对私有财产的认可，对“ 民主”政治的追求，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法制 社会的崇尚等。不容否认，这些西方价值观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能够为包括非西方社会的人民在内的人类共同欣赏的。
　　正是因为这些价值观具有一种超验的性质，它们可以为任何社会和文明所接受，可以成为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和普 遍经验。然而，在现实的运用过程中，事实却并非如此。问题何在？问题就在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是西方历史经验的结果， 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 西方文明中那些令人倾心的价值观，如“民主”、“自由”、 “市场经济”等，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而 且这个历史过程本身是充满了“自由”与“不自由”、“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同时也是一个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 和社会施行强制性的、非民主方式、非正义方式的掠夺的过程。
　　历史地来看，冷战后的“全球化”运动实际上是过去500年来西方扩张运动的一种继续。“全球化”绝非是一个纯经济性质的运动，它同时也是一个通过经济的扩张而推行西方的政治 理念和文化价值的历史过程。在20世纪中期后，西方的扩张改 变了方式，传统的殖民主义式的扩张为新的扩张方式所取代， 这种新的扩张方式的特点就是建立西方在国际金融资本和高新 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建立以西方意志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市场 的秩序和运作规则。维系这种新的扩张方式及其成果便成为西 方政治的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所谓“全球化”既是西方价值的全球化，也是西方利益的全球化。“全球化”决不会以牺牲西方的利益为前提和代价的，相反，其最终目的是保证西方的优势和利益。海湾战争的目的也许是为了惩罚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但更重 要的原因是保证美国对中东石油的绝对控制。在推销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时，西方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往往与非西方国家的利益是相冲突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和非西方社会在发展上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各自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不一致。西方在要求非西方国家按照西方的“国际惯例”或“国际标准”行事的时候，往往无视历史 和现实环境的差别。而一些非西方国家在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时 候，往往也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接受了西方世界开的灵丹妙药， 自己就能很快与西方社会平起平坐。一位前保加利亚的民主党人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10年前，他们曾如此热烈地 期待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成果，但经济转轨的结果是给了类似索罗斯这样的国际金融大亨足够的机会来攫取国家财富，而普通 人民正在失去那些过去曾经享有的福利，人民为改革付出了巨额代价。
　　此外，尽管西方世界对非西方社会的民族主义横加指责， “全球化”在本质上也是一种“西方民族主义”的表现。早期 西方的扩张均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地理大发现多是在欧洲王室的支持下进行的，但这些王室政体代表了正在欧洲兴起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通过法国革命和19世纪的欧洲革命演 变成为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维系各自的势力范围，欧洲国家间爆发了战争。但在冷战期间，西方世界通过与苏联的对抗，建立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同盟 体。虽然它们内部仍然有各种矛盾，但在大的国际问题上却可以达成了共同认可的原则，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机构和组织将其贯彻执行。冷战时期也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全球化”阶段。 西方国家内部的民族和国家利益更多地是服从于西方世界总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经济利益。当冷战结束时，对立面消失，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模式立即填补空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所以，西方世界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概念已经过时 ”、“民族国家主权有限”的观点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误导性。
　　简言之，对于非西方社会来说，所谓“全球化”是一个充 满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又无法回避的现实。对中国来说，这种两难的困境尤为真切。我们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一方面， 我们需要改革，需要进入世界经济体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受制于现行的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秩 序。除了要与西方竞争外，我们本身还肩负沉重的历史包袱， 其困难可以想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或只能屈从于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西方虽有技术与资本的优势，但西方的发展离不开非西方国家的市场。中国在发展中，要善于发掘和利用自己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要学会利用西方的机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被动地受其制约。我们必须要认清：国家仍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单位；民族主义仍然是惟一能够最大多数地团结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为了保证民族主义的有效性和健康性，中国必须进行自身内部的深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