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成熟男人的心灵感受：最后一次外遇

　　吃饭的时候我才发现她所说的几个朋友一个没来，我有点疑惑但没多问。吃完饭她拉着我要去唱卡拉OK，一进卡拉OK就点了好几瓶红酒。很快我看出这姑娘是想要借酒撒疯，她跟我不停干杯，然后自顾自地咕嘟咕嘟喝下去。我没去劝她，一个女人想要把自己灌醉一定有她的理由，我只要让自己保持清醒就行了。她用话筒指着我说：”Mark，你不真诚，你没喝醉。“我说：”我不能喝醉，喝醉了没人送你回家。“慢慢地，红酒的酒力开始发作，她东倒西歪怪腔怪调地哼哼：”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我信佛，这有没有帮助，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哼着哼着，她开始呜呜地哭，身体止不住地往沙发下面滑，我只好扯住她，她顺势倒在我的肩上，伸开双臂，说：“Mark，你抱抱我吧。“我很为难，只好象征性地抱了她一下。她忽然勾住我的脖子，哭得更凶了。

         象我这样的男人，似乎已经有权利抱怨生活是如此boring了——人生过了大半；身体随时会在某天发出可怕的警讯；体重呈单向度不停攀升；对床第之欢的兴致与日俱减；《纽约客》和《纽约书评》食之无味；《阁楼》杂志在厕所里点缀如厕时光。(可是，安吉丽娜朱丽的裸照并不能让我激动。) 自从跨过了42岁，我开始觉得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所剩不过是按部就班无惊无险的生活。我时常绝望地感到我的整个后半生都将被囚禁在这胶着粘稠的状态里动弹不得。

　　我常常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那个小世界里气喘吁吁地瞎折腾，尽管外表看去都挺正常。我又何尝不是从纽约大老远跑回了中国？“无处可去”是一种接近生命本初的很宿命的焦虑，时不时地，我们感到焦躁，感到必须离开，离开一种生活，离开一种状态，离开A地到B地，离开甲奔向乙。她是谁？在经历什么？为着什么快乐和不快乐？小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又为着什么感到无处可去必须离开？总的来说那天晚上相安无事，兜完风后我送她到她楼下，然后径自回去睡觉。假如事情到此为止，一切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然而没过多久，Barbra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她的新西兰签证已经下来了，她将在一个月后启程。我说既然你想好了，就多保重吧。她说我约了几个朋友吃饭，庆祝一下，你也来吧。我想了想，反正晚上无事可做，就答应了。

　　是的，我老了。象我这么个男人，从七八十年代在国内的循规蹈矩战战兢兢，一脚踏进美国式的中产阶级秩序里，几乎没有须臾感受到人们传说中的资本主义前沿地带的自由与开放。我从来不知放纵为何物，好象从未年轻就已经衰老。可是，长久以来，我分明感到自己骨子里依然有种不安分的东西，它象岩浆一样暗潮涌动，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沉寂下来，而是暗自积聚成一股能量。我经常能感到这种能量在身体里左冲右突，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平静我必须与之进行长期斗争。我担心总有一天它会到达极值冲出我的躯壳，完全超越我的控制力，诱使我去跟现在的一切既成事实作对。

　　我约了Barbra在日坛路一家僻静的咖啡馆。她那天完全没化妆，只穿了件白色T恤和一条牛仔裤，有些消瘦，象个中学生。我承认就是她的这副样子激起了我作为一个男人想要高尚和助人为乐的欲望。

　　尽管我总结自己当天晚上的表现算得上无可挑剔，应该说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可是有好几天的时间我的眼前总是晃动着Barbra那张小脸，我为突如其来的“洛丽塔情结”感到心慌。不知为什么，一想到一个月后Barbra将独自一人去那个前途未卜的地方，我的心里很凄凉。

　　事实上Barbra沉迷于这个游戏，也为这个游戏所伤害。她在索取物质的同时，时常感到前途渺茫一无所有，这感觉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她拼命想逃离。她24岁了，环顾左右，没有人真正爱她，她也好象并不真正爱什么人。一切似乎都只是一种可看得见的付出与得到。

　　吃饭的间歇Barbra向我索要名片，说过两天会有事情找我帮忙。我从名片夹里掏出名片递给她，她端详了一下，说她有个小学同学跟我同名。我打趣说那肯定不是我，”你上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了。“几天后我接到了Barbra的电话，在电话里说要跟我换4000美元。晚上我去给Barbra送美元。我按那天的汇率兑给她，她却跟我讨价还价，她说：”大叔，8好不好?“她跟你讨价还价的样子象个调皮的小孩子，让你没法拒绝。我只好掏出钱包，又乖乖抽出几张钞票递过去，她报以狡黠一笑。

　　她的干净和柔弱让我觉得她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原谅。我很想拯救她，仿佛她是一个落难的天使。当涌起这种冲动时，我觉得自己象回到了25岁，不顾一切，不计得失，满腔热情。我问她：“我能帮助你吗？”她苦笑：“你怎么帮？”我说：“新西兰并不适合你，我可以继续为你提供生活保障，直到你找到你的出路。”她暧昧地笑着，说：“呵呵，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她的笑让我无端端感到做贼心虚。我忙说：“我没别的意思，就当是积德行善吧。”

　　换完美元Barbra坚决要求我开车带她在四环上兜一圈，我感到意外，不过还是答应了。在四环上，车速升上来，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飞起来，她一言不发地歪在车座上，很是颓废。我在脑子里拼命寻找话题打破沉默。我问她换这么多美元干什么？她懒洋洋地说要去新西兰上学。我吓唬她说新西兰虽然美得象天堂但寂寞得象地狱，她说她在北京已无处可去，她去意已决。

　　我回过身去，她倚在卧室的门框上，目光迷离。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那种style，说实话，有几秒钟的时间我的心里有另外一个声音怂恿我留下，我知道那是来自心底深处最真实的骚动。不过，在这微妙的骚动过后，我面无表情地说：“对不起，我必须走，我有太太，我结婚了。而且，你太年轻。”她摇摇头，很失望的样子。她说：“算了，我不为难你，你走吧。”我转过身去打开了门，听到她在身后叹了口气：“你老了，你连失控的能力都没有。”

　　她说：“我很糟糕，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北京，好象从没正经做过什么事，我觉得我几乎没法独立生活，想想以后的日子我就怕得要命。所以，我必须得离开这里，我必须得找条出路。”

　　我决定郑重其事地跟她谈一谈。这或许有点可笑，就象是一个老男人为接近小女孩而制造的借口。我一再告诉自己我只是想帮助她，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高尚的目的，这才稍稍心安理得。

　　她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她算不上是个好女孩，曾交往过很多男人并从他们身上攫取利益。这多少使我感到意外，尽管以我对人的洞察和她之前的表现，我断定Barbra的内心一定远比她的外表浮躁。我想我并不了解这些在我曾经熟悉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可口可乐一代。

　　我结了账在Waiters众目睽睽之下把她拖上了车，她蜷在车后座上泪水横流。进了她的家门，我替她擦了脸把她安置在床上，她猛地冲进卫生间大口大口地呕吐。我跟过去，她抱着马桶，眼泪鼻涕和吐出来的脏物糊在原本干净的小脸上，我在旁边看着，不知所措。吐了一阵她站起来在水龙头前洗了个脸，然后转过头来对我说：”Mark，我没事了，今天真对不起，你回去吧。“我说：”那好吧。我先走了，你多保重。”我转动门把手的时候，听到她在后面说：”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就是在北京，我遇到了我所爱的第二个女人Barbra。在此之前，我只经历过太太这一个女人。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学，14年前，我从北京拼命挤进纽约的门槛，在哥大读书，她和女儿被留在国内，直到我毕业后在曼哈顿谋上一份小差，一家才得以团聚。她来美国的时候，听说纽约天气干燥，化妆品又太贵，竟在箱子里揣了几十袋“郁美净儿童霜”！她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说服自己不再怀念“郁美净”，很安心地和我在这异国他乡一起慢慢变老。算起来我们已经相濡以沫了20年，她变成空气，自然地弥漫在我的周围，有时我甚至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我是在某个饭局上认识Barbra的，我至今已经记不起那是一次什么样的饭局，和一些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我只记得Barbra当时的样子，她坐在我旁边，清秀，干净，水洗过一样。桌上的人在讲着不知所谓的笑话轶事，我的一个老同学拉着一个年轻姑娘也就是她第二任妻子的手，对我说：“Mark，还是回来好吧，纽约那个鬼地方有什么好？高度合理化的生活是对人性的扭曲。”我笑笑，无言以对。比起14年前，人们象是在一夜间打开了，变本加厉地去寻回不曾经历的好时光。这使我这个从纽约回来的人倒活象个乡巴佬。

　　使我感到快慰的是Barbra接受了我的建议，她答应我不去新西兰，而是努力为自己找一条出路。我想她其实只是急于摆脱现状，并非一定要奔向那个寂寞的“天堂”。她说：“现在你给我的，就当是借我的，总有一天，我会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