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题目很大，大到一本书都未必能写尽。但这个题目的切口又很小，如果我们拿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年轻白领做标本，把立业和他身上的爱国热情共同审视的话，不难发现这
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都需要热力与冲劲。
前一阵上海爆发的涉日民间游行活动中，参与者有不少是留沪就业的年轻白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小白领初涉社会，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们身上充盈着“力比多”——“力比多”宣泄得当，则可化为前进的动力，无论是立业还是爱国；宣泄不当，则是一股颇具杀伤的破坏力，游行中的砸日本料理店、掀翻日产小汽车，就是最生动的例子。
做父母的，如果碰巧有这么一个孩子刚开始在上海立业，他或者她周围的人群又是崇尚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为父母者的心焦，当溢于言表。本报今日刊载的婷婷母亲给她的伊妹儿，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来自民间的鲜活文本。
本报的读者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年轻的白领朋友。如果你们仔细读过这封信，也许会惊讶地发现，怎么“婷婷”的妈妈和“雯雯”的妈妈、“明明”的妈妈、“军军”的妈妈文风何曾相似乃尔！其实，相似的并非文风，而是一种阅历，一种对待事物的理智、成熟的思考。婷婷的妈妈今天说的，正是许许多多妈妈爸爸们想对孩子们说的。
正像婷婷的母亲在信里说的，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在上海，是出于对这个城市的热爱和对今后未来的信心。我想，兢兢业业地做好手中的事情，才是对上海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的最好体现，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现实的努力得到最好的诠释。
最后说一句，我很欣赏婷婷母亲的那句话：要像爱上海一样爱我们的国家。
之二：治一治“历史淡漠症”
我有很多白领朋友，有不少还属于“八十年代后”的新晋青年。他们收入不菲，个个有款有型，样子好好交比我这个“七十年代早期”的大哥有腔调，相互之间称呼的诨号无外乎是“托尼”、“查尔斯”、“本杰明”，你要是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习惯叫他们“阿彭”、“阿杜”，他们朝你翻白眼；在钱柜，他们唱《江南》，我唱《恋曲1980》，他们当我出土文物。
我常嘲笑这帮小阿弟小阿妹“没有历史，横空出世”，比较精确的比喻是：知道罗家英，不知道恽代英，晓得阿玛尼，勿晓得徐特立。真的是一点不夸张。
但是，就是这帮小白领中的不少人，上上个礼拜很起劲地参加了涉日民间游行。其中一个事后还给我的邮箱发了一个链接，留言说：侬快点去看看，场面老扎劲咯！我很想回复一句：1919年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时，你知道他们觉得扎劲否？但我又担心，这个小朋友会回我一句：赵家楼？啥个楼盘？学生子啥事体要烧伊？想想这些小朋友都是重度“历史淡漠症”患者，于是作罢。
说到“淡漠”，我的这些白领朋友肯定不服气。啥人讲我“淡漠”？我的“热情”侬没看到啊？但是，有“热情”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对一件事不“淡漠”吗？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么些对历史原本淡漠的白领青年，以如此的热情倾注在涉日游行上？窃以为，究其根源，还是“历史淡漠症”使然。
“历史淡漠症”造成我们对一件事物长期、科学的分析和比对的缺位。比如：中日关系的历史成因是什么？当前党和政府对待中日关系的战略部署如何？爱国热情怎样才能与国家利益保持和谐统一？怎样的历史观才是科学的、不盲目的？这些严肃的问题，青年人是否一概以“爱国热情”就能回答呢？
“历史淡漠症”的最直接的反应是，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青年人在历史观上的“应急机制”根本无法对此形成正确的、理智的判断。这大概也是我那些白领年轻朋友在这个特别的时刻表现出盲目热情的基本动因。
不仅是我身边的年轻白领，对所有的热血青年而言，治一治“历史淡漠症”，或许当下就是一个最好的契机。
最后说一句，我很欣赏婷婷母亲的那句话：要像爱上海一样爱我们的国家。
之三：理智有序才是健康
从我接触的人群看，白领是比较注重“健康”理念的。我有一个朋友，在英特儿公司做“电工”——不是管换灯泡，而是“电脑工程师”，收入翻我三倍，腹肌是我的六倍——我只有一个大肚腩，他腹部有六块轮廓毫不含糊的肌肉。休息天，我在家看碟；他喜欢约一帮同好四处暴走，最厉害的一次，从陆家嘴一直暴走到南汇的海边。当然，这帮人也不是一路傻走，人手一只垃圾袋，将沿途的垃圾收集，美其名曰：环保暴走。就这么，他半年走坏了好几双耐克鞋。
我对他的健康生活景仰无比，但我实在没有满世界暴走的闲情。我还认识不少小白领，平素和“英特儿电工”持差不多的健康理念，他们有钱也有闲，8小时之外喜欢在博客或者QQ上呼朋唤友，大呼隆地扎堆玩乐，或者做些境界不一般的事情，譬如暴走、收养流浪猫狗等等。
十多天之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以通常的联络方式，参加了涉日民间游行，而非“环保暴走”。这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的生活才算真正健康的？或者说：怎样的爱国才是真正健康的爱国？
我的理解是：健康首先取决于行动的有序，而“有序”无疑来自理智的头脑。一个人如果只有“简单的四肢和发达的肌肉”，而没有“理智”和“有序”指导自己四肢和肌肉的行动，能谈得上“健康”吗？正如“英特儿电工”和他的朋友们，如果从陆家嘴出发一路暴走到南汇海边是为了抓蛐蛐自个儿斗着玩儿，或者趁老乡不注意到人家的鱼塘里摸鲫鱼，我对这样的“健康”不敢苟同。
回到爱国的问题上，我们当然应该爱国，“爱国”是一种崇高的情操，但如果我们希冀以一种非常规、非理智、非有序的行为达到“崇高的目的”，这种“爱”，同样不能说就是健康的。如果假借“爱国”的名义行不法之实，那就更不是“不健康”就能笼统概之的了。
个人的修身也罢，治家也罢，爱国也罢，如果没有理智和有序的内核，很难在最广泛的人群中得到共鸣，这是无数鲜活的例子昭示的道理。
之四：热情的沙漠
这几天，“热情”一词是媒体上的关键词。热情热情，无热不成情。《现代汉语辞典》上对“热”的解释是：物体内部分子不规则运动放出的一种能。物质燃烧都能产生热。可见，“热情”和效能有关。
上上个礼拜的周末，天气燠热，那么多年轻白领跑到街上参加涉日民间游行，要说他们没有热情，谁也不信。但是，他们的“热情”是否在正确的地方发挥了正确的效能，值得商榷。
人活着需要一点精神，也需要一点热情。年轻小白领最怕的“病”就是“没有感觉”。生活在城市里，如果身似已灰之木，万事不嗔不怒，此人之心灵，恐也成不了“不系之舟”，无法完成从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飞跃。如果嫌上边的话说得艰深，我可以通俗地表述：我对“热情”在一个人生活中多数时刻起到的正面媒质作用毫无异议。
正面的例子太多太多。完全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对社会公益活动的热忱和对上海这个城市的热爱，在APEC会议中，在世博会筹备中，在无数的民间环保行动中等等等等，会有那么多的年轻白领以志愿者的角色出现。这种“热情”不仅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亮色，更是一股催人奋进的热力。它具有的效应是以几何级向周边扩散的。上海的良性发展，过去、现在、将来，都离不开这种热情的催化。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白领，整个年轻群体在参与城市公益行为上表现出的热情，已经是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
不仅是上海，任何一个城市，如果离开年轻人的朝气和热情，必将暮态毕露。但是，“双刃剑效应”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朝气和热情一旦使用不当，或者在不恰当的时机使用过度，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大多数都不愿接受的“破坏力”。
回到涉日民间游行的话题上，爱国无罪，但如果罔顾国家法律法规，滥用热情，热则热了，却是一种“不规则运动”，不免沦为“热情的沙漠”：沙海茫茫，烈日灼人，前路不知何处，彻底失去方向。
之五：和谐·归属感
有一个现象一直让我很困惑：在我的周围，为什么年轻白领们相对其他人群更热衷呼朋引伴地去做一件事？是他们比别人更小资还是他们天然就喜欢集体活动？他们环保暴走、玩四驱、玩车载电台、收养流浪猫、做社区义工……他们究竟希望从中获得怎样的体验和感觉？
想了很久，我终于得出结论：他们在寻找一种归属感。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绝不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而是那些飘来飘去找不到方向的人，简言之：找不到归属感的人。
那么，什么才是归属感？我的观点是：和谐就是一种归属感。一个人如果在一个群体中感觉和谐、舒心、自在，自身能量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很显然，这是一个找到归属感的人。从事那些有意义的集体活动的年轻白领，就是一群找到归属感的幸福的人。他们在活动中体现的效率与信念，一直让我这个散漫而缺乏恒心的人艳羡不已。
但是，如果“和谐”仅仅是以群体归类，那问题接踵而来：工人找到了归属感，白领也找到了归属感，那工人和白领之间的和谐究竟怎样完成？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会出现下边的现象：工人和工人之间，白领和白领之间和谐融洽，但工人和白领之间针尖对麦芒。社会是由各阶层组成的，在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中，不可能所有的工人和所有的白领之间都“和谐”，但只要他们之间的交集中充盈了“求同存异，和谐发展”的元素，则这两个群体之间就是和谐的。
以上可以“同理可证”。站在白领的角度，仅仅在本群体内部找到归属感是不够的，归属感只是和谐的一种，而非全部。今天你参加涉日民间游行，甚至打砸行为也有份的话，不仅打破了不同群体间的和谐、平衡，实际上也破坏了自身的归属感。
“和谐”从小处说是群体间的和睦与尊重，从大处着眼则事关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群体的和谐只有与国家利益对接，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以上观点，不知白领朋友们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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