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铜镜艺术是一曲晚唱，湖州铜镜更是其佼佼者。湖州镜，其地位不言而喻。有一枚“湖州添差监押”的铭文镜，从制作工艺看，不过是一面普通的六葵形的宽缘素面镜，但镜面的铭文却透露出有关湖州铸鉴局的珍贵信息。
这枚铜镜的铭文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位于镜背面的上下左右。右侧的两行竖式铭文是“湖州添差监押赵，忠翊厅监铸铜鉴”，铭文下方为一“官”字和押花“制”字，其他铭文系铸造工匠的落款，分别是镜钮上方的“人匠王七”、钮下的“人匠石十八”和镜左侧的“炉头许三”。这些简短铭文，揭示了铸鉴局主人的身份，制镜工匠的姓名。
“湖州添差监押赵，忠翊厅监铸铜鉴”，占据了铜镜大部分镜面，是铭文的主体部分。其中“添差”为宋代宗室特有之官衔，“监押”为官职，“忠翊厅”为此职官之衙门官邸。上述两行铭文的字面意思是：“湖州添差监押(官职)赵(官员之姓)主持，忠翊厅监督制作之铜镜”。此铭文刻于镜上，表示此镜有别于他镜，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湖州铸鉴局的主人是大宋的宗室后裔。
“添差”是两宋时期独有的一种职官制度，它与科举入仕不同，是宋朝皇帝恩荫其宗室子弟的官制。早先立此规矩是为了安抚河北赵氏故里族人群体，他们大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无法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故朝廷给予“添差”，以后历代沿袭，成为宋朝定制。添差官多不担任重要实职，通常给予地方“粮草监”、“盐税监”之类的闲职，以免与科举出身计程车大夫挤争仕途。当然，添差亦非随意赏赐，必须遵从祖宗所立的规矩。《续资治通鉴》记载：“帝以张默为秀王之亲欲与一添差监当，龚茂良言：‘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归正之人方得添差’帝曰：‘朕正不欲先自废法，可勿行’”。按照宋代添差制度的规定，这枚官镜上的赵姓“添差”官员，应系宗室子弟。
以宋代职官制度看，“监押”即“都监”，是执掌州县屯军、治安的兵马监押，事权差别较大，有实权者还司地方州县通判职，而“添差监押”这个合成词表示，当时湖州兵马监押一职是由具有添差身份的宗室成员担任的，寓意不同一般。
宋朝廷在眷顾赵氏家族的同时，还规定凡宗室子弟经科考获进士出身者，可以补授文职官，担任州县官员；而未获进士出身者一般只补武阶官，出任州县的都监、监押等武职，常司通判职。宋代的通判制度颇为特殊：名为佐官，实际上通判与知州、县令共同负责州县事务，他们与州县长官并不合署办公，只是会签一些必要的文件和处理通判自身事务，还时常替朝廷监督地方官员的行动，所以通判厅与地方州县衙门是各立门户，尤其到了南宋，添差官员成泛滥之势，几乎各州县都设添差通判厅，镜铭“忠翊厅”当为湖州通判议事办公场所。据此可以认为，湖州铸鉴局负责官员，是由湖州的兵马监押担任的，他具有宋宗室后裔的身份，可能还担任着湖州通判的职务。由此看来，宋代湖州铸鉴局官员身份不低。
铭文中的“人匠王七”、镜钮下的“人匠石十八”和镜左侧的“炉头许三”，占据镜面的三分之一篇幅，处于官府铭文的从属地位，标明铸造此镜的工匠姓名，揭示了他们与铸鉴局之间是一种主从关系或雇佣关系。在湖州民间作坊生产的铜镜中，工匠的名字通常镌刻为“石廿二叔”、“石八乙”、“李五郎”等，这些工匠有可能本人就是作坊的主人，也可能是受雇佣者。无论是主人抑或受雇，铜镜铭文对他们的称谓，都用的是显示独立人格的词汇；而在铸鉴局铜镜的铭文中，他们属于“人匠”，处于被役使的卑贱地位。就此三人关系而言，王七、石十八是工匠，负责铸镜加工，许三是工头，并负责司炉炼铜。一枚铜镜，显示了工匠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责的情况，而将其姓名铸于镜上，是借重这些匠人之名气，昭示他们铸镜的质量和工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