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资料

　　崔健的代表作《一无所有》、《最后一枪》、《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等受到观众与媒体的一致好评。那么就让康网小编与您一起走进这位巨星的世界吧!

　　崔健个人资料及图片介绍

　　早年经历1975年，崔健14岁，他开始学习小号，由于环境闭塞，其它国外乐器一般人接触不到，

　　崔健只能接触到可供唱红歌之类的小号以及传统的二胡，当时是1975年，环境是闭塞的环境，对外界毫无知晓，受世旧观念影响，父亲必须把吹小号的位置让给儿子。还有一次家长会上，语文老师跟他爸说，别让他练号了，在文学上好好表现。爸爸是吹小号的，妈妈是跳舞的，家里没有学文的氛围，再加上当时环境恶劣，对文学发展限制较深，担心与文学为伴后可能会被派到农村上山下乡，他没有采纳老师的建议。

　　20岁时，崔健成为知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专业小号手。兴奋过后，他发现自己并不属于严肃音乐。

　　八十年代中期，每个音节都散发着叛逆的摇滚乐通过一些渠道，零星传入中国，甲壳虫乐队(Beatles)、滚石(Rolling stone)\警察乐队(The Police)等乐队渐渐被热衷上进的崔健熟知，效仿。1984年，他和乐团同事刘元等6人组建“七合板乐队”。他们拿着撕心裂肺的歌参加过流行歌曲比赛，后渐渐所被人知晓。

　　编辑本段演艺经历1961年8月1日

　　崔健出生北京东郊幸福村的一个朝鲜族家庭,很快就被一个有音乐和舞蹈的环境包围了。他的父亲是个专业的小号演奏者，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

　　1975年

　　崔健14岁时开始学习吹小号。

　　1981年

　　成为著名的北京爱和管弦乐团的专业小号演奏员。这时期，崔健听到外国旅游者和学生带进中国的磁带，开始迷恋摇滚乐被对Simon & Garfunkel及John Denver的热爱鼓舞着，他开始学弹吉他，并很快当众演唱。

　　1984年

　　崔健与另外六位专业音乐人成立乐队—七合板乐队。在北京的小餐馆和小旅馆里演奏西方流行音乐。这是中国第一支这一类型的乐队。同年，崔健出版了他的第一张专辑《浪子归》，是甜腻的中国流行

　　崔健 电影剧照(21张)歌谣。崔健没有提供唱片的歌词,并且唱片的质量比较低劣，但是唱片意欲创新的安排和制作在当时中国流行音乐界是新鲜的尝试。这张专辑初次展现了崔健的音乐风格。八十年代中期，西方摇滚音乐由非官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包括甲壳虫乐队、滚石乐队、Talking Heads乐队, 警察乐队等。他们的音乐影响了崔健,使他开始了自己的摇滚乐创作。他最初创作的摇滚RAP歌曲—《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

　　崔健在一次北京歌唱比赛中初次赢得关注。在他音乐生涯的早期，他的歌就已经开始表现一些严肃的、发人深省的内容，这与当时只表现浪漫、梦想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他敢于展示一些敏感话题，例如自由和性。对于被文化大革命恐怖宣传麻木的一代人来说，崔健歌词的真实具有唤醒他们心灵的力量。他的重音乐中所带有的纯朴、自然是中国其他摇滚歌手至今也未能比拟的。

　　1986年

　　在北京举行的为纪念1986年的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上，崔健穿了一身农装走上舞台，演唱了他的新作—《一无所有》。歌曲结束时，被震撼的观众起立鼓掌。不久，中国的青年人开始在校园的宿舍及咖啡馆中用吉他弹唱崔健的歌。

　　1987年

　　崔健演出照崔健正式离开北京交响乐团，他开始为ADO工作。ADO是新兴的北京乐队，包括两名外国使馆雇员：匈牙利的贝司手巴拉什和马达加斯加的吉他手艾迪。这些外国音乐人为北京介绍了摇滚、布鲁斯和爵士乐。他们将有节奏的动感音乐带进崔健的音乐曲调。在ADO的帮助下，崔健发行了他自己认为是第一张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包括了崔健的成名作—《一无所有》。

　　1988年

　　崔健在国内建立起知名度的同时，也开始获得国外的关注。他在为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全球现场广播中演唱了《一无所有》。

　　1989年

　　崔健前往英国伦敦参加在皇家阿尔伯特厅举办的亚洲流行音乐大奖赛，并前往法国巴黎参加“布尔日之春”艺术节。5月前往绝食请愿学生中间演唱了《一无所有》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歌曲，受到了大

　　In Nineteeneightynine家的一致欢迎和重大反响。

　　1990年

　　崔健开始着手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中国的巡回演出。演出装点了即将迎来亚运会的北京，观众很多。巡回演出中途被取消了，但崔健的出现仍点亮了中国大陆的摇滚乐坛。

　　1991年

　　崔健发行了第二盘个人专辑《解决》，包括了他1989年前写的一些歌，继续试验着他的声音。崔健制作《解决》，用一支由北京成长起来的摇滚音乐人组成的新乐队，同时包括了住在北京的日本吉他手甘利匡辅。

　　1992年

　　专辑《解决》当中的一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被制作成MTV，并得到国际MTV大奖，迅速在亚洲流行。同年，崔健第一次在东京演出。

　　1993年

　　崔健和第六代导演张元合作拍摄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影片中崔健试演同名的北京摇滚音乐人，他同时负责制作了影片的配乐。

　　北京杂种(4张)1994年

　　崔健发行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其中萨克斯演奏者刘元、吉他手艾迪对此张专辑的制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张专辑突出了打击乐的三个声部，包含了传统中国打击乐和油桶。在日本，崔健为协作新专辑的发行，在4个城市巡回演出。演出在日本的媒体和观众当中引起巨大反响。同年，崔健在美国西雅图的Bumbershoot音乐节上演唱。

　　1995年

　　崔健再次被邀请前往日本东京在著名的武道馆演出。他还会同中国的摇滚乐队唐朝和眼镜蛇在德国和瑞士演出。秋季，崔健带着他的专辑《红旗下的蛋》到美国旧金山的Fort Mason Center、波士顿的Orpheum剧院和纽约的The Palladium、The Bottom Line和The Knitting Factory。此次巡回演出范围广泛并

　　崔健在许多媒体获得好评。例如：时代杂志、新闻周刊、纽约时报、乡村五音、旧金山时报、滚石、MTV、CBS、PBS、CNN。

　　1996年

　　崔健和他的乐队参加了丹麦的Roskilde音乐节，并在大陆和香港多次演出。

　　1997年

　　发行单曲《超越那一天》和从前的歌曲的精选集。制作子曰乐队的第一个专辑。 在汉城再演出。

　　1998年崔健发行了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是前卫数码摇滚，和他从前的作品迥然不同。利用RAP音乐的语义上的密集，崔健描述出20世纪末中国变化的社会和经济情况。秋季，他在吉隆坡开演唱会。

　　1999年

　　第二次美国之行，崔健在西雅图的WOMAD节上，在洛杉矶的Mayan剧院，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的Kresge讲堂中，在纽约的The Bowery Ballroom和中央公园的夏季舞台音乐节上，在达拉斯的South Fork Ranch和亚特兰大的城市舞台上演唱。同年，重新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2000年

　　崔健在99年正式签约，这给艺术家以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已成为崔健整个艺术过程中一个重要事件。在艺术家与其经纪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崔健在上一年度的演艺推广，宣传策划，及其它艺术策划经营上共同开拓了一个新的局面。[1]

　　2005年3月29日

　　崔健历经五年多潜心创作的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上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长富宫饭店的芙蓉厅隆重举行。同时崔健也向媒体宣布他早期创作发行过的另两张专辑《解决》《红旗下的蛋》也将由京文唱片于近期相继再版推出。

　　2011年9月3日，崔健参加橘洲音乐节

　　橘洲音乐节崔健(20张)，宝刀未老，现场粉丝到台上互动，场面火爆!

　　2012年2月17号，崔健参加深圳卫视《年代秀》，综艺首秀。

　　2012年3月16号，崔健参加山东卫视《歌声传奇》，众多优秀的模仿者竞相出场，再次在齐鲁大地掀起了一股新摇滚热!

　　2012年6月24日，崔健参加成都大爱音乐节，作为压轴歌手献唱《红旗下的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等经典曲目。

　　2012年8月25日，2012哟嘎迷笛音乐节在贵州省贵阳花溪公园开幕后的第三天。当晚9：30分崔健压轴出演哟嘎迷笛，继续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演唱过程中，不少热情女歌迷跑上台为崔健伴舞助兴，其中一些女歌迷追着崔健拥抱送吻，令崔健难以躲避。

　　2013年2月4日,崔健参加湖南卫视《小年夜春节联欢晚会》表演。

　　1986年5月9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北京交响乐团的黑管演员刘明记得那天他和几个哥们是托朋友从后台混进去的，“票太火，老早就卖完了。”这场演出几乎将孙国庆、李玲玉、杭天琪、毛阿敏、韦唯、郑绪岚等名噪一时的内地歌手一网打尽，门票很快一抢而空。一进场馆，最显眼的就是舞台正中央的6个大字：让世界充满爱。

　　1985年，为给非洲埃塞俄比亚大饥荒灾区赈灾，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了《天下一家》(We are the world)。7月13日，全球近十五亿观众通过一场持续时间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首次听到这首由45名歌星接力演绎的单曲。《天下一家》首开联唱的先河，单曲问世几周便创下超过八百万张的惊人销量。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包括蔡琴、苏芮、潘越云等来自二十多个唱片公司的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几个月内仅港台两地的销量便突破25万张。

　　编辑本段社会活动简单表达、简单交流，但不要简单思考

　　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红旗下的蛋》

　　《Outside Girl》结束之后，全场歌迷终于盼来了《一无所有》。跟之前的历次演出一样，新歌的现场氛围中规中矩，而那些经典曲目，从前奏开始就能从头到尾引爆全场。

　　崔健曾经听到过一种批评，说他“挑逗观众”、“尽唱老歌”，他也很清楚，那些一直渴望听到老歌的观众，“实际上是大众的代言人”。

　　“崔健有一种力量，他很难被打倒。他既不会被批评打倒，也不会被吹捧打倒。”学者周国平(微博)说。2001年，他和崔健曾有过几次深入对谈，谈话内容后来整理出版成访谈录《自由风格》。

　　在《自由风格》中，崔健说道：“作为创造者只有两件事情可以干，一个就是重复以前的创造，一个就是继续创造不重复，或者说就是往前走、不停止。很多人一旦生活标准达到一种水平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停止的机会到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实际上不是把创作当成一种乐趣，而是当成目的，当成达到自己稳定生活的一种手段。一个艺术家是不是真正踏上了艺术征途，就看基本是个创造过程还是表演过程。”

　　“千万别再聊《一无所有》那个晚上了!”在采访时，崔健对谈论早期经历的话题意兴阑珊。就像要求乐队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一样，他希望封存往事，“艺术家任何时候都只拿作品说话。”

　　崔健最新的作品是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蓝色骨头》。尽管在电影《成都我爱你》下部中，他曾有过一次执导经历，但那次合作并不愉快。这次拍摄，才是崔健导演实力的真实体现。

　　“崔健编故事的能力非常令我意外。”先期看过影片的周国平说，“他的电影肯定不是商业片，但这个电影也肯定不是那种特别小众的电影。它的受众可能会广，因为故事还是好看的。它讲述了两代歌手之间的故事，片中的下一代就是当下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我相信年轻人会有兴趣，而且电影的画面和音乐都非常棒。”

　　《蓝色骨头》的摄影是香港著名摄影师杜可风。得知崔健要当导演，他主动请缨出任摄影。而影片所有的配乐，全部由崔健包办。目前影片已经送审，不出意外，明年年内一定能够公映。

　　去年8月1日，崔健迈进了知天命之年。他从不过生日，那晚结束所有工作之后，在朋友再三劝说下，来到乐队一位成员自己开的酒吧，和朋友们喝了一杯。虽然晚睡晚起，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规律作息，坚持天天运动健身，像很多世界知名摇滚歌星一样，身材依然不输当年。他从不碰毒品，在《飞了》的歌词中他写道：我根本用不着那些玩艺儿，你瞧我是不是与众不同。“跟他相比，我的生活更像是摇滚圈的人。”张元笑着说。

　　“年轻人永远是对的”，这是27岁的崔健放出的一句豪言。如今人到中年，他如何直面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危机?

　　在《自由风格》中，崔健说：“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恐惧：个人害怕群体，就像人们怕谈论政治一样。说到这，有人会觉得我鲁莽，总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这就是恐惧的一部分，因为我已经开始想我自己有没问题了，并且试图挖掘我内心深处恐惧的根源，同时也观察周围的人是否会有同样的恐惧。我后来意识到，这种解决恐惧的方式是对的，是和平的。摇滚乐能起到这种作用，让人用简单的方式去表达，简单地去交流，但不要用简单的方式去思考。”

　　那是一种力量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假行僧》

　　后来很多对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描述文字共同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崔健凭借当晚的《一无所有》一战成名。但李皖清楚地记得，即使盒带发行之后，大街上更流行的其实是另一位歌手武夫翻唱的《一无所有》。

　　“这崔健没有来历，从他的声音人们想象，这可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青年。

　　崔健漫画像他的歌曲带着西北的民歌味儿，他的发音带着农民的口音。你要说他是个地道的首都青年，打死也没人相信——首都青年哪这土呢!”李皖初听崔健时的感受，代表了当时很多人对崔健的第一印象。他这样描述崔健的嗓音：很憋，很高，很刺激，很难听，但是又很吸引你。

　　“他的乐感非常好。”沈大庆说。1984年，崔健参加的第一支乐队名为“七合板”，沈大庆是成员之一。在一次外地演出结束以后，一帮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崔健抱着吉他，唱了一首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当时就有人听哭了。“很多人第一次听崔健的现场，就会喜欢上他的演唱。”

　　1986年年底，由巴金担任顾问的北大文学艺术节开幕，北岛、顾城、杨炼、芒克、朱大可等知名诗人和学者聚集北大。时近隆冬，却难掩人心思潮万物生长。诗歌研讨和朗诵空前活跃，大讲堂文学评论的讲座也被挤得水泄不通，教室顶上有人只裹一床白布然后泼上油彩在搞名叫“视觉21”的行为艺术。崔健在艺术节的拼盘演出上亮相，曲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不是我不明白》。

　　北岛狂热喜爱崔健的北大学子随后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北大崔健后援会。这个中国最早的歌迷组织有四十人左右，他们后来追随崔健出现在大小演出的现场，北大分校学生梁钦宁是其中一员。当年他拿着爷爷梁漱溟所在单位中国文化书院的介绍信，才为大家买到崔健1987年首体演唱会的门票——当时一次购票4张以上必须出具介绍信。

　　那天崔健一登台，看台上占据两排的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因为离过道最近的都是外国留学生，迅速围过来的武警没有办法强制阻止，他们站着看完了崔健的演出。“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批站着看演出的观众。”梁钦宁说。

　　这一幕从此在崔健的演出现场司空见惯。歌迷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使他在唱慢歌，你也很难坐着听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崔健演出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性”。当时通行的登台顺序是按歌手的姓氏笔画排名，没有人愿意在崔健后面登台——因为没人有信心在他之后继续压住台。

　　1989年3月，随着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在北京展览馆的同名演唱会

　　北京展览馆门票一抢而空。“两年前他的演出门票也就七八毛钱，但那场演出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依然一票难求。”梁钦宁说。散场以后，现场的座椅被兴奋的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于是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一层可乐罐。

　　“我很难具体跟你描述现场听崔健是一种什么感觉，最准确的表达，可能就是一种力量。”导演张元也是在大二那年第一次看到崔健的演出后就成为了他的歌迷。“后来我为什么跟他合作MV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在拍，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一个充满了力量的英雄。这样一个符号在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问崔健当年离开北京交响乐团真正的原因，他说了两个字：劝退。

　　出走与被迫消失

　　若是为了爱情歌曲算个屁，若是为了生命爱情算个屁，我就要走我就要走，要走。——《红先生》

　　“其实《一无所有》不算摇滚，它就是一首‘西北风’的情歌，但是后来被附会了太多的内容。”李皖说。

　　在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和学者李陀的高度推崇下，《一无所有》和崔健很快进入文化圈的视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问世以后，“崔健现象”成为学界极其热衷的话题。“也许崔健及其摇滚乐是中国目前惟一可以胜任启蒙的艺术形式了。因为理论界的范围太狭窄，起不了大面积的启蒙影响，而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能起到任何其他方式都达不到的作用。”美学家高尔泰将崔健的摇滚推到空前的高度。

　　“有人给我数过，说《一无所有》里‘我’这个词出现了23次。在我的歌里，‘我’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崔健后来解释，他的走红离不开“文革”之后集体主义逐渐瓦解和公众自我意识的复苏。

　　不过在李皖看来，在音乐中触及对“我”的表达，崔健并不算先行者。“80年代初的确听到的都是‘我们’，但港台音乐进来以后，‘我’作为主词就经常出现。实际上最早唱响小我的是邓丽君，她的歌全是在讲述个人的情感世界。”

　　在崔健成名的80年代后期，另一位台湾歌手的到来，也令文化圈十分兴奋。他就是齐秦。“‘狼’是齐秦带来的另一个‘我’的形象，他在歌中描绘的那种苍凉荒芜的景象，就是当时我们的价值观面对现状的一个缩影。”李皖解释说，“不过齐秦歌曲中的意象更具西方的现代性，一听就是城市中的荒凉和人群中的冷漠。但是崔健的作品，勾勒的时常是农业景象，一听就是红色中国出来的。他的那种力量，港台音乐的确无法企及。”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是总体上呈现的对困惑的思考。当旧的封闭状态被打破，集体曾经共用的那种稳固的价值观开始松动，崔健作品表达的正是对这种现状的思考。或者说，他成功地讲述了‘出走’的主题，始终表达的都是要背弃原来、寻找一种新的东西。新的在哪儿?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要去寻找。这种时代精神，高度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症候。放在所有艺术里，无论哲学、诗歌、文学，都堪称是典范。”李皖说。

　　与学者们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刚一开唱，现场一位领导马上一脸惊慌地冲到梁钦宁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词不清，这位领导把“红布”听成了“红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这首新歌就是《一块红布》。

　　再后来，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难拿到批文，要么毫无征兆地被无故取消。来自台湾的音乐人方无行最后一次在体育馆看崔健演出是在1992年的天津。“演唱会快结束的时候，看台上突然有人开始打架，场面变得很混乱。”匆匆收场以后，第二天的演出宣布取消。从这年年底开始，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

　　一个流传较广的版本是，崔健在一次大型的红歌演唱会上擅自删减演唱《南泥湾》，触怒了某领导。但此说时间上与崔健遭禁严重不符，因此不足为信。那时李皖早已大学毕业，供职于武汉的一家媒体，崔健在武汉的演出也在售票之后无故取消。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张来自官方的明确禁令。

　　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别总在我身上不停地唠叨，还是快抬起腿走你自己的道。——《让我睡个好觉》

　　“《Outside Girl》是我4年前写的一首歌，今天是我在北京之外的地方第一次演唱。我把它献给《白鹿原》和今天现场的观众。”“白鹿原之夜”的首映庆典上，崔健演唱的第二首歌是首新歌。在他身后的大型LED显示屏上，出现了浩渺宇宙中的一颗自转的星球，星球表面隐隐浮现的是田小娥的脸，那是张雨绮在《白鹿原》中饰演的角色。

　　这是崔健的创意。“那是一颗有很大空间张力的外星，那张脸很容易让你想到中国几千年文化里最压抑的部分。我就是想在这首很悲伤的旋律里，再衬上这种特别遥远的想象。我们缺的就是仰望星空的人。”

　　后来我得知，崔健对这首新歌的演出效果很不满意。因为吉他手出了一个错，乐队接下来的整体配合一直不好。“不过这是我多方面的一个冒险。”崔健说，“这首歌没有审批，而且又是英文歌，动用的实验元素也很多。”

　　因为只排练过一次，乐队成员并不同意演出这首歌。但崔健极其坚持。“一方面为了锻炼乐队，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强调：乐队一定要进步，一定要给观众新东西。”崔健的经纪人尤尤说。

　　“他一直是个特别较劲的人。”梁钦宁介绍，在当年很多人两天就能录一盘专辑，但是首张专辑那9首歌，崔健录了将近一年。

　　在暂别大型演唱会的那些年，崔健忙得不亦乐乎：他和张元一起将早期的很多经典作品拍成MV，随后又参演了张元的电影《北京杂种》。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问世后，他在东京、纽约、旧金山、波士顿、大阪进行了国际巡回演出。

　　李皖一直觉得崔健还有另一大价值：他的存在，引领和带动了中国摇滚音乐人的创作热情，同时也让唱片公司对内地摇滚充满市场信心。1994年春天，滚石旗下北上内地的魔岩公司同时推出了3张新专辑，窦唯的《黑梦》、何勇的《垃圾场》以及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崔健播下的摇滚种子遍地开花的时候，他多了一个新身份：艺术总监。他亲自物色了新一辈的摇滚乐队“子曰”，并出任他们首张专辑的监制。

　　“他是一个特别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子曰的主唱秋野说，“而且他非常善于用自己的方法不动声色地达成目的。”当时在录制《乖乖的》这首单曲时，秋野的贝斯录了很多次，都无法让崔健满意。叫停之后，崔健笑着跟他说：这样吧，要么你去请一个贝斯，要么咱这里面不要贝斯了。

　　“其实这话听着有点伤自尊，他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的技术在他那里过不了关。”按照秋野的理解，这首歌里的贝斯要内敛柔和一点，但崔健希望要多些力量。“崔哥，音乐玩的是声音，人和人对音乐的感觉不一样。软一点或者硬一点，音乐的味道和性质就全变了。”秋野努力想说服自己的监制。“不，不是这样!——先吃饭吧!”崔健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出录音棚。

　　饭桌上，秋野喝着白酒生着闷气：请一个贝斯，我们自己还叫乐队吗?不要贝斯，音乐衰减了，没有低音，那跟曲艺说书有什么区别?他跟朋友直接倒出这通牢骚时，崔健就在一旁，压根不理他，安静地吃自己的饭。饭后二人又进了录音棚。“当时我特搓火。”带着巨大的情绪，秋野弹完了那段贝斯。

　　“行了，出来吧!”崔健满意了：要的就是这个分寸!这张名为《第一册》的专辑被誉为“人文摇滚”的代表作，1998年获得“中国最佳十大摇滚专辑”。

　　阳光下的梦

　　你要我留在这地方，你要我和它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噢……不能这样。——《花房姑娘》

　　“好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因为这世界上有一群仍然坚持梦想的人。这场演唱会就献给仍然在坚持梦想的人们。”2005年9月24日，崔健再次站到首都体育馆的舞台中央。他给自己的这场演唱会取了一个动听的名字：阳光下的梦。

　　我问他：被禁这么多年，怎么消磨掉心里的那些怨恨?

　　“你一定要永远记着：Nothing is impossible，一切皆有可能。在中国尤其是这样，只要你认准一条路，永远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过去，这也是一直支撑我的动力。”崔健说，“你永远能找到方法，就永远能让自己更高兴。他们每次给你设障，你就不断地提高自己。一定不能妥协，你要妥协的话，下场就特别惨。”

　　“不管是崔健这个人，还是他的音乐，最大的魅力就是自由和真实。”张元说，“王朔形容他是最伟大的行吟诗人，我说他的声音才是真正的中国好声音。”

　　崔健的作品最近一次在电视上亮相，是在这个夏天最火爆的音乐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上。一位在北京开服装店的青岛姑娘在盲选阶段选择了《花房姑娘》作为参赛曲目。

　　就在“阳光下的梦”绽放首体那一年，另一档选秀栏目《超级女声》同样引发了收视狂潮。一位中性风格的成都女孩凭借350多万张观众投票，问鼎当年超女总冠军。现在即便再有百位歌星联唱的拼盘晚会，也不会有无名歌手的声影。电视，几乎成为今天缔造全民偶像的第一媒介。

　　“其实我们也跟老崔说过很多次，有了机会就要表达你的力量。”经纪人尤尤说。“电视的阵地和观众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年。我跟他说，不是观众不想选择你，是因为你没给观众选择你的机会。如果有一个好的平台，一档好的节目，他能尊重我们的制作要求，为什么不去表达你的力量?摇滚乐不应该仅仅只是在你的现场才能听到，你上一次节目，可能就有一批新观众遇到了摇滚。”

　　今年元旦，崔健和乐队一起出现在上海东方卫视跨年演唱会的现场。对于电视台制作方，携手崔健最大的难题在于，他要求必须真唱。10年前，崔健发起“真唱运动”，矛头直指充斥电视荧屏和商演舞台的各种假唱。很多摇滚歌手在晚会上的演出只需要乐队配合当个道具，但崔健要求乐队每位成员都必须真实表演。

　　在跨年演唱会上，崔健乐队必须在前面的节目结束之后的半分钟内迅速摆好乐器接好电源，完成舞台切换的施工。算上插播的广告，乐队总共有两分钟准备时间。为了直播顺利，彩排时崔健试完音，所有工作人员全部留下，反复练习用最短的时间上下场。那一天大家磨合到凌晨3点多。

　　除了对歌手本身的严格要求之外，真唱的确吃力不讨好，无论对电视台播出效果，还是对演出商的现场音响设备，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面对依然大行其道的各种假唱，业界内外很多人曾表示“真唱运动宣告失败”。“别人我们不管，但只要是崔健乐队，一定永远会是真唱。”尤尤说。

　　2011年元旦，崔健再次回到工体举办个人演唱会。这次他带给歌迷的新体验是将摇滚和交响乐融为一炉。与他携手合作的，正是他当年的老东家——北京交响乐团。这次跨年演出，让很多老歌迷尽兴地重温了一次崔健出道至今的所有经典作品。演出最终在他3次返场后结束。

　　拓展阅读：崔健的荣誉记录

　　1989年2月崔健创作并完成《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同时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发行，随后在台湾荣获双白金唱片奖，在香港获白金唱片奖。

　　崔健演唱特照(20张)1989年3月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轰动京城。

　　同年《一无所有》荣获人民日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奖，并获得优秀歌手奖。

　　1992年：独立制作完成电视音乐片《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在美国荣获三项大奖。并得到国际MTV大奖

　　1997年：崔健荣获“YMC”至尊榜总选‘97中国推荐榜至尊男歌手

　　2001年：崔健荣获“英特尔创意特别成就奖”

　　2001年12月2日：崔健接受了荷兰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奖。该奖项一年颁发

　　一次，其对象是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崔健因其“音乐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表达了中国对世界青年的心声”(评委会语)而获该项大奖。

　　2003年：崔健荣获第一届中国轻音乐学会“摇滚音乐贡献奖”

　　2004年9月26日：崔健在美国旧金山接受了“世界和平音乐大奖”，该奖项力在于鼓励和肯定优秀音乐艺术家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的杰出贡献及在音乐事业上的卓越成就。

　　2004年10月10日在由广州市政府主办的第一届“声响亚洲——录音技术与科学文化节”上，崔健凭借其作品“小城故事”荣获评委会大奖“优秀摇滚音乐录音奖”!

　　2013年5月15日由一汽-大众奥迪主办的第二届奥迪艺术与设计大奖落幕，中国摇滚教父”崔健荣获“杰出成就奖”崔健荣获本届大奖最高奖项“杰出成就奖”，并获赠奥迪A1中国限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