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是具有行为冲动不计后果的明确倾向，其心境是不可预测和多变的。易于情感爆发且无控制行为爆发的能力。有与他人发生争吵和冲突的倾向，特别是当其行为受阻或受到批评时。边缘型还有对自我形象、目的和内心偏好的紊乱、持续的空虚感、强烈和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以及包括自杀姿态和自杀企图的自我毁灭行为倾向。”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肖春玲

辩证行为疗法（DBT）大多数对象是情绪问题患者，强调策略的应用。DBT目前是治疗边缘人格障碍（BPD）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BPD的行为特点就是缺乏辩证观念，只能看到问题的局部或者问题的对立面，不能找到矛盾问题中的“合”，就是中间平衡点。DBT就是帮助患者找到矛盾冲突的两极性，然后找到之间的平衡点，让患者在矛盾中学会解决矛盾。DBT 还用在抑郁症，进食障碍，焦虑症，人格障碍，物质依赖等。

我本人在接受认知行为疗法CBT系统培训的基础上，也系统学习了DBT，已经结合自己心理治疗的基本技能将DBT用于临床，自认为该方法不但可以用于临床，有较好的效果。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培养孩子方面DBT的辩证观念也有较好的指导价值。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征，特设附录，介绍我院邸晓兰主任的科普文章典型病例人在边缘。

附：人在边缘

北京回龙观医院  邸晓兰  【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科普文章  参赛作品】

平彦颖这个月第三次回家，这是近两年来她回家次数最多的一个月了，不是有什么事情忙得顾不上，而是她没有胆量回这个属于自己已经35年的家。

她蹑手蹑脚地推开家门，不容她瞳孔适应的室内阴暗光线，“做贼那？别以为你小声走路就不烦人，装什么蒜！”一声沉闷的咒骂声，从宽大松软的沙发中传来。沙发中陷着一个被团儿，被团儿的“核儿”是平彦颖的独生女儿张蔷。

张蔷瘦瘦高高，清秀的面孔加上戴个眼镜，很有书卷气。可面怒狰狞晦暗，怎么也不会让人与“女博士”这三个字产生联想。束起的发鬏像是顶毡帽，滑稽地扣在头顶，因数月未洗，散发着古怪的气味；一件几乎看不出颜色的睡衣胡乱地裹在身上，显得肥大而可笑；大大的眸子空洞无神地盯着前方的电视，对平彦颖夹都不夹一眼。

“我……我来给你送些水果、零食，还有酱牛肉。”平彦颖嗫嚅地回应了一句。

“少来这假惺惺的一套！这时知道送东西了，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要不是你们的愚蠢干涉，我至于堕落到吃嗟来之食的地步吗？你们还是知识分子那，狗屁！连做人的基本常识都不具备。送吃的有什么用？……”“滚！傻冒……”

对这些劈头盖脸的咒骂平彦颖似乎很习惯，不争辩，不愤怒，还像个受气的小媳妇，讪讪地凑上前，把食品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收拾起茶几上堆成小山似的垃圾，默默地打扫着房间。

张蔷也好像骂够了，顺手把平彦颖带来的食品袋翻了翻，找出一包糖炒栗子兀自无人地吃了起来，栗子皮随手仍在刚刚扫过的地毯上。

话要从根上说起――

平彦颖夫妻都70多岁了。退休前，平彦颖是某重点高中的英语教研组长，特级教师，丈夫张维莘是市劳动局的副局长。他们结婚后，平彦颖为了晋升职称，把怀孕计划推了又推，39岁才生下独生女张蔷。家境宽裕，又有社会地位，但两夫妻都非常低调，对女儿的教育也非常传统：大人谈话不许随便插嘴，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收拾，穿着打扮要朴实。女儿也不让人操心，属于那种“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类型，每天的作业写得非常工整，不完成作业绝对不去看电视，甚至父母想带她到公园玩玩她都不去，因为她怕没有时间预习好明天的课业。虽然学习出色，但因性格内向不好交际，没有当过学生干部，也没有什么要好的朋友。

就她平时的成绩，高中毕业考北大绰绰有余，可她自小就有个弱项――关键的考试容易失准。比如中考时，她原本能上北京四中，可竟然把最强项的英语考砸了，只得以2分之差进入北京八中。可入学后摸底考试，她却轻而易举地考到年级第五名，理所当然地进入重点班。在高考前，她焦虑得彻夜难眠，结果高考又失准，只考了592分。全家人一合计，还是去国外读书吧。

18岁出国的张蔷花了10年，磕磕绊绊地终于取得了工商管理学博士的文凭，正好遇到了金融危机，不好找工作，交往多年的男朋友也分手了。无奈之下她回到了国内。

父母使出了浑身解数帮女儿在国内找工作，可不知为什么，面试一次被拒一次。即使有单位录用，她也干不多久，不是被辞，就是以“没意思”为借口，自动放弃。她把自己关在家里，夜里上网聊天看电视，白天却拉着窗帘睡觉。自己的衣服不洗，家里的卫生不搞，父母做好饭叫她也未必吃，叫急了，就会冲父母吼两句。特别是不许父母说她工作和结婚的事，一提就急赤白脸地吵，吵来吵去无外乎要回到一个症结中：“是你们从小把我管坏了，是你们的教育失败才把我搞成这副模样”。弄得平彦颖夫妇两个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天，平彦颖想上卫生间，可张蔷在里面已经半小时了，平彦颖催了几句。谁知随着冲水声，张蔷披头散发地踹开卫生间门，指着平彦颖鼻子就骂，“你催什么催！不知道我排便是需要安静地等待肠子的蠕动吗？只要一催，我就得便秘好几天。真是老糊涂了。”一旁的张维莘听不下去，说：“有这么和妈妈讲话的吗？妈妈老了，憋不住尿就会催一下，这么又惹着你了？”“谁惹谁了？你们不就是嫌我没工作，在家住着碍你们的事吗？嫌我多余别生我呀，我死了你们就高兴了对吧？”“算、算、算了。”平彦颖赶紧拉着张维莘，说：“我们去公园走走，那有厕所。是我不好，闺女你安静地拉吧。”

两个小时后，平彦颖夫妇从公园回来，发现“斋”在家里的女儿不见了。打手机不通，上QQ也不在线，一下子急坏了这对老夫妻。他们想不出女儿有什么朋友、亲戚家能去，只好漫无目的地在商场、影院、公园中找。直到午夜，平彦颖家的电话响了，是天津塘沽区某派出所的来电，称有人看见张蔷穿着衣服向大海中走，警察拽她回来后什么都不说，后来在口袋中发现了一本护照，才查到了她的真实身份。

平彦颖夫妇找了两个亲戚开车，忙不蹀躞连夜赶到天津。只见女儿兀自一人龟缩在警察值班室的沙发里，衣服上沾着不少泥，头发挂着水草，也说不清是睡着了还是在眯着。几个人围上前叫她，她不应，推她她就扭过身，表示“懒着理你们”。无奈，还是靠亲戚的力气，把她强拉上车，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已是日高三杆。大家一合计，直接把她拉到了精神病医院。

医生听完平彦颖对张蔷情况的反应之后，把张蔷请进诊室。问她“为什么不打招呼就离家出走，还跳海自杀？”张蔷一听，立马急了：“谁说我想跳海自杀？我正在游泳就被警察强行绑架到派出所，警察也太多管闲事了吧？我一个20多岁的成年人，去哪还得向父母报告？神经病！”交谈很不顺畅，几乎是医生问一句，张蔷就抢白一句，还当着医生的面，指着平彦颖和张维莘的鼻子骂。无奈，医生让平彦颖夫妇离开，单独与张蔷谈。

没有父母在身边，张蔷对医生恢复了礼貌，还表示了歉意，说自己被气得有点失态。接着，她滔滔不绝地告诉医生：自己非常正常，是父母老糊涂了，想控制自己一辈子；父母从小如何如何地严苛管教，剥夺了她童年的快乐，使她除了会学习什么都不会，与人交往时总是没有自信。谈到极致处声泪俱下。

心理测查提示她的智商高于平常，达到118分，人格内向不稳定，有轻度的抑郁或焦虑症状，强迫明显；心理防御机制消极且幼稚：分裂、理想化、否认、投射、偏执、内向性、敌对性都得高分。

结合病史、精神检查和心理测查，医生给出了边缘型人格的诊断。

平彦颖和张维莘手捧着这个诊断，入赘五云中――边缘型人格？是不是说这个人精神不正常，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为了搞清楚这个诊断，次日，平彦颖夫妇单独约见了医生。

医生从书柜里取出一本《国际疾病分类诊断手册第十版》，翻到精神与行为障碍章节中边缘性人格障碍那页，指着相关内容说：“您的女儿是比较典型的病例，您看，这些诊断条目是不是和她很吻合？”

顺着医生的手指看下去，只见书上是这样写的：“情绪不稳定型人格障碍，边缘型：这种人格障碍的特征是具有行为冲动不计后果的明确倾向，其心境是不可预测和多变的。易于情感爆发且无控制行为爆发的能力。有与他人发生争吵和冲突的倾向，特别是当其行为受阻或受到批评时。边缘型还有对自我形象、目的和内心偏好的紊乱、持续的空虚感、强烈和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以及包括自杀姿态和自杀企图的自我毁灭行为倾向。”

见平彦颖和老伴略带不解状，医生合起书，微笑地说，“还是我来给您们做个简单地解释吧。”

“边缘型人格是一种复杂又严重的精神障碍，无论是对患者本人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具有破坏性。他们非常在乎自己给别人的印象，在乎自己和别人的关系，经常对‘我是谁’的感觉不确定，有时认为自己绝顶聪明，非常优秀，更多的时候认为自己不好，甚至可恶。如果在应激情况下，还容易短暂地出现人格解体，会觉得自己不存在了、‘灵魂出窍’了，甚至有错觉或幻觉。现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可以达到1%～2%。可能与社会转型中人们道德感、价值观、亲密关系模式多元化有关。”

“他们的情绪起伏不定，很容易在愤怒、悲哀、羞耻和自大、无所不能感之间摇摆，更容易长期地处于空虚感和孤独感中。由于缺乏自我安慰的能力，一旦感觉空虚孤独，就可能做出冲动和冒险的事，比饮酒、吸毒、滥交、鲁莽驾驶、狂热消费或赌博。50%～70%的患者有过冲动性的自毁、自杀行为，8%～10%的患者会自杀成功。”

平彦颖夫妇下意识地吸了口凉气。

 “他们没有安全感，害怕孤独和被人抛弃，还经常幻想出被抛弃后的惨状而顾影自怜。为了避免真实或是假想的被抛弃，会死乞白赖地乞求亲人，甚至以自杀相威胁。出于对孤独和被抛弃的恐惧，往往先把别人抛弃。有人形容他们是‘手拿脐带走进生活，时刻在找地方接上去’”。

“你老说是我惯着她，其实她很可怜的”。平彦颖有点埋怨似地对张维莘说。张维莘示意她别插嘴，听医生讲。

医生微微一笑，接下说：“他们都挺没人缘的，因为他们认为某人好时，就把对方理想化成天下无双，认为某人不好时，就把对方贬低得不如粪土。在他们的心里人就分两种，要么善要么恶，同一人也可以一天是神一天是魔。除生存必须外，他们没有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欲望，所以没朋友，婚姻和恋爱关系维持也颇为艰难。即使与家人相处时，同样也会在两个极端间摆动，一方面非常依赖对方，一方面又特别挑剔对方，导致冲突不断，使家人经常会感觉很累，但是又无法抽身而出。”

听到这儿，平彦颖夫妇不约而同地频频点头。 

医生说：“边缘型人格的患者总是把自己的失败推诿到父母身上，认为是在童年时受到的关爱不足，显示出对爱的贪婪，无休止地要求补偿。一旦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恶语相加，又打又骂。”

“您说得太对了，我的女儿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小时候对她太严格了？”平彦颖急切地追问。

“这只是一种可能性。一般来说，如果童年有被虐待、被忽略或者强行被带离开亲人的经历，患边缘型人格的风险就比较大，但还有更加深刻和未知的原因。”医生的口气有些严峻：“科学家对比了单卵孪生（长相、性别都一样）的孩子和双卵孪生（长相、性别可以不一样）的孩子后发现，单卵孪生的孩子边缘型人格的同病率比双卵孪生的孩子高出数倍。这就说明，相同的基因造就了相同的疾病。其次，边缘型人格还与大脑某些控制情绪、行为区域的功能先天异常有关。应该说是多因素叠加共同的作用。”

平彦颖夫妇面面相觑：“这就是说孩子的病没办法治了？”

“不能这么绝对，但的确很难治，需要长时间的综合治疗。”

“那您快给我们说说该怎么治？”

“首先是心理治疗，而且必须是长程的、系统的心理治疗，可以说至少数年坚持才有效。通过一些改变认知和行为的疗法，教给她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忍受痛苦，一点一点地学习和别人相处的技巧，逐步改善人际关系。其次是药物治疗，药物虽然不能改变人的性格，但它们可以帮助解决抑郁、焦虑情绪，控制冲动行为，使患者可以在相对平静的情绪状态下接受心理治疗，为心理治疗的进行打下基础，同时，药物可以改变病变脑区的生化代谢异常。如果他们拒绝接受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又出现了自我伤害危险或对他人有巨大的烦扰时，就需要在精神病的医院进行一段封闭性的治疗。”

“那您看，我女儿是不是应该住院了？”张维莘问道。

“我再约你的女儿谈一谈，如果能与她建立信任关系，她肯来做心理治疗就不用住院。而且，我们这里还有为患者组织的集体的心理治疗，她能参加也会有获益的。”

平彦颖和张维莘高悬的心总算放下了。但医生又给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建议他们也来接受治疗。

“我们没有病，为什么也要治疗？”平彦颖不解地问。

医生解释说：“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一起生活会很困难，你们可能已经深有体会，你们无所适从、无法控制、无力改变，生活被她搅得一塌糊涂。我想通过治疗，帮助你们学会一些应对技巧，在管理好自己情绪的同时，与患者不良的情绪做隔离，不受她的烦扰，还能够学会一些帮助患者巩固治疗效果的手段。”

“那太好了，我们一定参加，一定配合”。

“恕我直言，”医生诚恳地说：“你们二位看上去都是知识分子，都是自律性很强又非常追求完美的人对吧？”

“医生您真会看人。”平彦颖很佩服地说：“我对自己很严格，上学时成绩没有低于前3名的，工作后也是很较真，我的学生如果没有考好，我比学生自己和学生家长都着急。我爱人原则性特别强，在劳动部门这么多年，他弟妹没有正式工作，想请他帮助一下他都不帮，闹得他母亲都埋怨他……” “你和大夫说这些干什么。”张维莘嗔怪着，打断了平彦颖的唠叨。

医生善解人意地笑着说：“夫人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当精神科医生这么多年，看到的边缘性人格大多都生长在严格又刻板的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中。他们一方面有家族遗传来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又是在这种性格的家长教育下成长，所以不但继承，而且还‘发扬光大’了完美欲强的性格特质，成为高智商、低情商的社会边缘人。为了改变患者，家长也必须做出改变，这也是我建议你们来做治疗的另一个原因。”

“不是说家长望子成龙的心理有多大过错，而是家长们没有意识到，人中翘楚的标准不仅仅是学习成绩好、学历高，更重要的是人格完美和社会适应良好。”

医生说话的语气平和、温暖，平彦颖夫妇的心里却一阵阵地感到跌撞、冰凉。离开医院回家的路，平彦颖和张维莘沉默地相互搀扶走着，那路好像比去时更长了。

“为什么非要做人上人，而不肯做人中人呢？”张维莘似在自语，又似在征求平彦颖的回应。

“人在边缘，边缘呀。”平彦颖的回应似是回答，又似梦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