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过低?儿科医生纷纷离职

    发布时间:2016-03-07   来源:中华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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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出台“二孩”政策,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想要再生一个孩子,并且希望他茁壮成长,能够有好的医疗条件,但是现实却不容乐观。由于儿科医生的薪水太少,不少儿科医生都纷纷离职。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原校长瞿佳为培养更多儿科医生“奔与呼”了十多年。如今,他等来了希望。3月5日,看到“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时,他异常惊喜,掏出笔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

就在11天前,国家卫计委宣布,为应对儿科医疗资源紧缺,今年将有8所高校恢复开设儿科学专业,瞿佳所在的学校就是其中之一。如今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读到这句话,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看病难,给孩子看病更难,近年来我国多地爆发“儿科医师短缺”的危机:北京儿科“限号”、广州儿科急诊“关停”和上海儿科“告急”,儿童医疗红灯频闪,成为备受关注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这一问题再次受到瞩目——

二孩来了,原本就“医生荒”的儿科,这下真的要慌了?

儿科遭遇近30年来最大压力

瞿佳所在的学校,从1978年开始为社会输送儿科本科毕业生,直到2002年停招。他回忆,当时之所以取消,在于国际临床医学专科设置规定,“不能将大人和小孩分开”。

1998年,专业设置再次调整,儿科专业从我国医学院本科专业目录中剔除,这让儿科“降格”为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一门课程。此后,儿科变得更加弱势。瞿佳说:“甚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都取消了儿科目录,影响了学科发展。”相应地,学儿科的人少了,儿科医生也越来越稀缺。

全国政协委员、传染病专家李兰娟院士告诉记者,二孩政策放开后,我国现行的产科、儿科、妇幼保健等服务体系将会面临近30年来最为迫切和强大的压力和冲击。

她给出一组“越来越多”的数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一是高危产妇越来越多。李兰娟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由于高龄产妇和危重孕产妇的增加,早产儿将明显增多,围产儿出生并发症发生率增加,将给儿科、新生儿重症监护等带来巨大压力,原本已超负荷运转的专业机构更是捉襟见肘。

二是新生儿出现出生缺陷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多。李兰娟说,高龄孕产妇发生围产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将明显增加,以唐氏综合征为例,产妇年龄每增加5岁,发生率会以近几何级数上升,45岁以上可达1/40。她说,这些让原本已捉襟见肘的儿童医疗“雪上加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提到,根据儿科的规律,无论大病小病,孩子比成人的求医频率普遍要高出1至2倍,而高龄妇女的二孩健康问题会更加复杂,2013年儿科门诊人次近2亿。

从目前儿童病床使用率和儿科医师负担情况来看,儿童医院的负荷在各类专科医院中最为沉重,儿科医护队伍极度稀缺,医患配比严重不足的矛盾愈发凸显,不同形式的儿科限诊,致使病儿平均候诊时间长达4至6小时以上。

48.68%的医院存在儿科医生流失现象

从“供给”的一端来看,儿科医生、妇幼保健等人员就显得有些“荒”了。根据李兰娟的调研,由于待遇相对较低、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等因素,妇幼保健人员成为医疗卫生行业中人才流失的重灾区——“近3年来,48.68%的医院有儿科医生流失的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在这方面也颇有感触,“吃吃喝喝妇产科,吵吵闹闹小儿科”,儿科具有职业风险高、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负荷重等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儿科医务人员流失较多。

熊思东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给一个孩子看病,有很多双眼睛盯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不能允许出一点错误,而孩子呢,又不会说自己哪里有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当前的儿科医生薪酬待遇“太低”

熊思东告诉记者,儿童年龄小,医生在检查治疗、用药种类和用药量等方面都很谨慎。而按照现行“以药补医”的收入体制,儿科医生为医院创收少,奖金比不过其他科室,自然就掉进了“收入洼地”。

相应地,对医院来说,收益少,却仍需花钱来维持运转,自然也就没有增加投入、扩大规模的动力。

熊思东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以药补医”的大环境,不破除医院现有的营收机制,就很难解决儿科医生的待遇和职业发展问题,也无法根治儿科医生短缺的现状。

“如果没人愿意做儿科医生,即使有专业设置,也招不到学生。”熊思东说。

此外,儿科医生职业上升空间有限的问题,也遭人诟病。“儿科医生要成为名医相对更难。”熊思东说,儿科医生实际上是全科医生,对其技能要求更为全面,不能像其他专科医生那样深入钻研,也不能以论文发表、职称评定来衡量水平。

应着力提高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出台一些补救措施。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副主席、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看来,仍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一些城市或新建儿童医院,或扩建原有医院增加儿童病床,或推行儿科分级诊疗,但目前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招不到儿科专业医护人员。同时,增加的床位和多收治的患儿又进一步加重现有人员的压力,造成人员辞职和队伍的不稳定。

在她看来,培养儿科医生需要10年的周期,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以现在的状况看,这些学生最终是否能成为儿科医师,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多年来,瞿佳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恢复开设儿科专业。听说教育部公布今年要恢复儿科专业招生,瞿佳专门派人等这个文件批复,直到看到教育部公布的名单,他才觉得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说,这是一个开始,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措施不仅是恢复招生,更要靠各级政府、尤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进一步重视儿科的发展,对儿科医生在待遇等方面给予倾斜。

正如李兰娟所说,应着力提高产科和儿科医生的地位和待遇,让同为“白衣天使”的儿科医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待遇——医学院校应该开设独立的专业,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应该研究完善助产士职业晋升体系,定向培养儿科医生。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认为,缓解儿童医疗日益加剧的困境,根治儿科“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关键,就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通常来说两头最让人揪心:孩子病了,担心焦急;老人病了,负担沉重,应将‘两头’照顾得周全、妥帖。”丁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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